毛泽东不仅对曾经教育、指导、呵护自己的老师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细致的关怀，即便是对那些在当年未曾善待自己，甚至给予过处分的张干老师，他也能以德报怨，展现出宽容与豁达的胸襟，给予他们尊重与帮助。

毛泽东险被“除名”。

自下学期起，每位学生每月需缴纳10元学杂费。据悉，此提议最初由张干向省政府提出。当这一“内幕”被揭露后，学生们感到极度愤慨，随即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，形式包括罢课和声讨。他们四处散发传单，揭露张干的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悌等行为。

1919年，毛泽东在长沙。

毛泽东指出，散发的那份传单未能触及问题的关键所在。他对同学们坦言，我们并非反对他担任家长，而是坚决反对他执掌校长之位。随即，他拿起笔墨纸砚，以激昂的情绪挥毫泼墨，撰写了一篇辞锋犀利、气势恢宏的《驱张干宣言》。他召集同学们，于深夜紧急油印千余份，分赴校内外张贴与散发。宣言中对张干的媚上欺下、对师生漠不关心、管理无方、耽误青年成长的恶劣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此举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驱张运动”，迅速在长沙城内蔓延开来，引起了省府要员的注意，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。

张干在听闻起草宣言、发起驱张行动的幕后推手竟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时，怒不可遏，即刻下令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所谓“肇事”学子。然而，在杨昌济、徐特立、方维夏、袁吉六、王季范、王立庵等教师的正义之声和理性辩驳下，他被迫收回成命。尽管如此，毛泽东仍被给予了“记大过”的处分。到了九月，张干被剥夺了校长一职，带着不满和遗憾，离开了学校。

“记大过”无前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干内心始终难以平静，如同坐针毡般焦虑不安。首先，他当年曾对毛泽东实施过“记大过”的处分，而如今，毛泽东却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；其次，在1945年8月21日，即国共重庆谈判前夕，张干作为邵阳市省立六中的校长，曾受蒋介石之托，向毛泽东发送电报，以老师的身份恳切邀请他前往重庆，共商国是，并劝其不要固执己见，以免失去众望；再者，他在土改时期已被定性为地主，成为了革命的对象。然而，毛泽东却展现出了宽广的胸怀，不计旧恶，以德报怨。

1950年10月5日，毛泽东得知张干（字次崙）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授数学，一家六口生活困顿，心境愁苦，遂于10月11日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：“张次崙、罗元鲲二位先生，均为湖南教育界的资深人士，现年已七十余岁。他们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，未曾有过任何恶行。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，张先生曾担任校长，罗先生则是历史教员。如今听闻两位先生家庭人口众多，生活极其艰难，特此请求湖南省政府每月为每位先生提供适量的津贴米，以助其安享晚年。”（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389页。）王首道主席接信后，湖南省政府先后两次向张干家中送去了1200斤救济米和50万元人民币（旧币）。

◆张干

1950年10月30日，张干感慨万分，泪眼婆娑地展开信纸，握笔向毛泽东倾吐衷肠，寄去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。到了12月14日，毛泽东回复道：“十月三十日收悉您的来信，并对中苏条约表示祝贺的函件，均已收到，衷心感谢！您所面临的生计困境，我深感忧虑，已通知省政府给予必要的帮助。”（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-1976）》第1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）“极为系念”这四个字，字字如针，触动心弦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“毛主席对我们优待至极。”

1952年9月26日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与张干、李漱清、邹普勋、罗元鲲、王季范等几位师友欢聚一堂，共进午餐。他亲自邀请张干就坐首位。曾有过节怨的张干师生，在35年的分别后，于首都重逢，握手言欢，畅谈旧事。

“毛主席对我们如此优待，真是无以复加。我们对于革命并无多大贡献，却得到了如此优待，心中倍感惭愧！”

从右至左依次为邹普勋、李漱清、毛泽东、张干、罗元鲲，合影留念于中南海。

1952年9月27日的清晨，毛泽东再次安排张干等师友游览了颐和园与故宫等著名古迹，并乘坐飞机俯瞰长城及京津地区的壮丽风光。11月8日，他与四位师友在中南海瀛台留下了合影。晚间，毛泽东再度邀请他们共进晚餐、观赏电影。11月12日，张干即将踏上南归之旅，毛泽东特派专人送上了每人100万元（旧币）的零用钱、一套服饰以及一件毛呢大衣，还特意每人附赠一瓶鹿茸精，期望老师们能够保重身体。身为一位大国领袖，毛泽东如此耐心周全、关怀备至，实属难得。

“此生难报！”

毛泽东手书致张干。

“惇元兄：来信已收，不胜感激！附上人民币二千元，烦请转交张次崙先生。”（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-1976）》第5卷第229页）耄耋之年的张干对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厚之情赞不绝口，他时常对人提及：“毛泽东先生真是‘天高地厚’、‘推己及人’，我此生此世，实不知如何才能报答他的恩情！”